“新基建”即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隨著中央相關會議中的多次提及，關于“新基建”的討論在行業內迅速升溫，各地方政府都把“新基建”當成新的發展風口，紛紛出臺相關規劃，相關企業也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加緊布局。2020年，“新基建”可謂炙手可熱。

　　“新基建”火爆的背后，其實是數字化轉型的大潮流，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不斷發展和完善，“新基建”將成為我國引領科技和產業革命、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智慧社會和數字中國的重要抓手和推動力。

　　為什么發展“新基建”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詞在我國第一次被中央正式提出。此后，中央相關會議又多次提到“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進入2020年，中央會議更是密集提到“新基建”：2020年1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支持政策;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以整體優化、協同融合為導向，統籌存量和增量、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發展”;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實施老舊小區改造，加強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各地也興起大力發展“新基建”的熱潮，各行業關于“新基建”的討論也是越來越熱烈。

　　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逐漸趨于飽和。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認為，除部分地區外，我國大部分地區的傳統基礎設施已趨于飽和，增加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帶來的邊際效應是不斷遞減的，不再適應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需求，過度投資只會造成資源浪費，因此，發展“新基建”是大勢所趨，也是必然的選擇。

　　工業4.0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胡權認為，如果繼續發展傳統基礎設施，可能會形成過剩的局面，是對資源的浪費，而且“新基建”相對于傳統基建優勢是十分明顯的，更符合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緩解疫情對經濟社會的沖擊。在胡權看來，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對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大量企業停工，居民失業率增加，為緩解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成為應對經濟下行和實現“六穩”、“六保”的重要手段。徐洪才認為，無論是從當前應對疫情沖擊、穩定經濟這一角度來看，還是從未來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考慮，發展“新基建”都是十分重要的舉措。

　　發展數字經濟的必然需求。徐洪才表示，隨著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不斷升級，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全球趨勢，是搶占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制高點的重要手段，而“新基建”中的部分重要內容就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是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服務的。

　　從短期來看，這是為了讓經濟盡快恢復常態化，從更長遠來看，是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動未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同時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抓手。

　　什么是“新基建”

　　2020年3月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從局部、小范圍的部署到成為全民熱議的話題，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狙擊戰中，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加之國家層面對“新基建”的密切關注，使得其成為眾多行業完成數字化轉型的著力點。

　　一時間，“新基建”成為輿論的熱點，不斷有人加入關于“新基建”的討論，越來越多人對“新基建”進行解讀，其中認可度較高的是央視的解讀，將“新基建”分為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但各界對于“新基建”的理解莫衷一是。

　　2020年4月20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關負責人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3個方面。

　　信息基礎設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演化生成的基礎設施，比如，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的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產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胡權認為，官方定義的出臺可以說對行業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有利于規范行業發展，“新基建”有了明確的范圍，更便于規范行業發展，有利于“新基建”口徑、端口、標準體系的統一和建立，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其次是明確了邊界，讓各地方和企業在推動“新基建”建設時可以有的放矢，不再盲目，而且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又留下了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各地方和企業可以集中自己的優勢力量突破，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基建”，發展數字經濟。

　　尊重市場規律，加強行業監管

　　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的投資方式有著很大不同，“新基建”鼓勵吸引民間資本投入，以更大限度發揮市場的作用。北京大數據研究院智慧城市實驗室主任王鵬認為，投資方式的不同是由新舊基建的本質區別產生的，傳統的“鐵公基”等基礎設施大都是可由全社會直接使用的公共設施，所以主要由政府投資建設。而新型基礎設施，尤其是其中的創新基礎設施和很多信息基礎設施是產業化、市場化運營的。

　　胡權認為，相對于傳統基礎設施，“新基建”的專業性十分強，而一些專業性企業也有投資的欲望，所以如果能在國家層面給予相關政策支持，吸引民間資本的投入并非難事。胡權補充說，經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很多政府都不堪其累，即便是之前盛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隨著項目不斷增加，也是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所以近年來聲音越來越小。因此，無論是從資源調配的角度還是從技術性來看，吸引民間資本的投入都是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

　　居安思危才是智者所為，雖然民間資本的投資好處良多，但是既然是市場化行為，加強監管是十分必要的。在徐洪才看來，“新基建”有兩個很明顯的特點，一是作為基礎設施的公益性，一是民間資本的商業性。要想兩者兼顧就會產生一定的矛盾，因此，要避免企業過分追求商業利益，加強監管是十分重要的，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同時也不能完全放任市場行為，這就要求主管部門把握好監管尺度。

　　胡權表示，民間資本就是商業資本，商業資本肯定是更趨向于利益最大化的，這就很可能會形成壟斷，因此，完善相關法律與監管制度十分必要。同時，也要為企業營造公平公開的環境，為行業發展形成良好的生態。

　　王鵬還認為，加強政府引導是十分重要的，“新基建”建設既然是市場化投入，自然面臨著需求自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比如5G，在早期并沒有有說服力的應用場景，可能3到5年之后才會真正產生價值。數據中心更加典型，整個行業已經面臨“過剩”建設，在無明確需求的前提下大量超前建設類似設施，并無價值。而且信息化的基礎設施更新換代和成本下降比傳統基礎設施更迅速，提前建設甚至可能造成徹底浪費。這些都是市場行為會面臨的問題，因此政策的支持與引導以及主管部門的監督對于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發揮“新基建”的產業集聚效應

　　“新基建”建設整體來說并不是一個行業，而是整個社會和城市的數字化改造過程，這意味著對所有行業的改造和提升，沒有任何行業可以置身事外。對大家來說，都是挑戰，也是機遇，所以發揮“新基建”的集聚效應，對于全行業的數字化轉型至關重要。

　　“新基建”是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是經濟生產、居民生活、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進行數字化轉型必需的基礎設施，是新一輪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以5G為例，一張5G網絡連接了從通信設備廠商、通信運營商、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消費者到各行各業實體的上下游產業鏈，支撐起了龐大的新一代信息產業，并且還在滲透到其他各個領域，“5G+”的場景不斷涌現，形成了強大的溢出效應和牽引效應。

　　從各地出臺的政策不難看出，“新基建”代表的并不僅僅是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更是一種數字化轉型的思路，已經滲透到各行各業，讓全行業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從短期來看，可以對沖疫情影響，為穩經濟、穩增長助力，滿足數字經濟發展需求;從長遠來看，將助力產業發展。同時，“新基建”也將激發更多新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出更多的新模式、新業態，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胡權看來，“新基建”就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而數字經濟不是一個行業、一個領域或者是一個地區的事情，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趨勢。而“新基建”帶來的溢出效應將極大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與數字化轉型進程，“新基建”建設儼然已經成為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先機的重要舉措。

　　徐洪才表示，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經濟體之間還是存在差距的，但是發展數字經濟是一個巨大的機遇，是縮小甚至磨平差距的良機，尤其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負增長的情況下，“新基建”的迅速發展更讓發達經濟體感受到了“中國速度”。

　　因此，“新基建”不僅是某一行業的事情，而是需要全行業產業鏈的各方齊心協力，找到技術和商業的最佳契合點，建立良好產業生態圈，讓“新基建”成為智能化、數字化、可持續發展的著力點，滿足經濟社會轉型升級需要，從而創造更大的綜合效益和社會價值。

　　“新基建”與智慧城市融合發展

　　智慧城市本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探索城市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方式，使城市真正具備感知和思考的能力。王鵬表示，新型城市基礎設施也是融合基礎設施和信息基礎設施的主要組成部分，除綜合管廊外，整個能源和基礎設施體系都面臨著深刻的重新發明，能源互聯網、新型智能管網都是巨大的產業體系和改造工程，而目前還處在概念階段。一旦城市“新基建”建設真正啟動，我國將在本次城市革命中遙遙領先，可以說重新定義了整個城市的運營和管理方式。而5G、物聯網等信息基礎設施是城市“新基建”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新基建”實現連接更為基礎的保證。

　　可以說，“新基建”從誕生之日起便帶有智慧城市的屬性，而智慧城市建設又是“新基建”落地極佳的場景，“新基建”與智慧城市二者密不可分，但又是相對獨立的兩個概念。在胡權看來，智慧城市建設多年來一直“不太完美”的原因之一就是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建設不齊備，基礎設施的缺失使得智慧城市更像是一個“半成品”。

　　徐洪才表示，智慧城市與“新基建”是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從短期來看，“新基建”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為現階段智慧城市的發展服務，從長期意義來看，“新基建”將顯著提升城市群和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智慧運營效率，進一步推動智慧城市向著理想的方向發展。徐洪才還表示，“新基建”是我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質量發展和創新發展的重要手段。

　　智慧城市作為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涉及感知物聯、網絡通信、計算存儲、數據與服務融合以及智慧應用等諸多環節，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信息的互聯互通，需要政府部門和企業在各個層面進行緊密合作。由此來看，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基建”與智慧城市建設相輔相成。從本質上來說，“新基建”建設目的就是建成智慧城市，發展數字經濟，讓智慧城市建設路徑更加清晰，通過信息技術積極賦能城市精細化管理，推動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不難想象，在“新基建”的“加持”下，社會治理、生產制造、民生服務等各方面都會發生新的變化，城市變得更加“聰明”，城市基礎設施變得更加智能化、數字化、便捷化。通過“新基建”將加強數據信息的獲取和處理能力;作為經濟活動開展的支撐條件，基礎設施對于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新基建”將為產業結構的變化甚至產業的更替提供動能，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新型基礎設施通過產業的智能化將極大解放勞動力，提高產業勞動生產率，從而留出大量時間讓勞動者享受生活……可以說，城市居民一直向往的智慧生活正在成為現實。

• 來源：中國建設報